压力？动力？民营企业困境地图

融资难：“症结不在钱荒在流通”

数据显示，半数民企（51.3%）存在“融资难”。新成立的企业融资需求更强，渠道却更少；行业性融资难题突出，在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民企中66.7%存在“融资难”，房地产与建筑装饰业和采矿与工业制造业民企也分别达到64.3%和63%。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已是老生常谈，但至今未见根治之策。从表面看，融资的问题就是“没钱”。但年度经济数据表明：2013年仍有大量“热钱”涌入过剩产业，大量“投机性”投资进入房地产、黄金珠宝、艺术品等领域，这既分流了流通环节的货币量，也炒高了房市和艺术品市场价格，且对宏观调控与经济结构调整十分不利。

银行放贷政策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加剧了融资难题。零点集团与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合作完成的“2012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显示，85.1%民营企业家认为“融资政策存在不公平性”，这集中体现在国企和民企申请贷款方面的不平等。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小，实力弱，普遍缺乏有形资产抵押等客观因素，长期以来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再加上民营企业缺乏融资相关知识，并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审批程序知之甚少，最终无法找到合适的贷款渠道，因此不难发现，在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出现之际，就广受民企拥护，因为在东方融资网这类的金融垂直搜索网站，民企能够获得相对对称的贷款信息，互联网金融将国企与民企拉到了统一的竞争起跑线上。

行业发展瓶颈：“看不见的手”变“闲不住的手”

研究人员从行业景气、行业管理和产业发展三个维度评价民营企业面临的行业环境。其中，“行业景气”受认可程度相对较高，“产业发展”与总指数得分基本持平，而“行业管理”得分仅为53.13分。整体看，行业环境下属的三个二级指标梯级明显，“行业管理”成为最薄弱环节。

调查显示，认为行业政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民营企业仅三成（31.3%），四成企业（38%）认为当前行业政策的作用是负面的，更有6.7%受访企业直言没有感受到任何“行业扶持政策”。

民营企业对旨在扶持行业发展的政策表达不满，无外乎以下几点理由：（1）行业政策不平衡。例如，国企与民企在行业政策上没有受到公平待遇；大企业与小企业、老企业与新企业没有受到公平待遇。（2）行业政策不合理。例如，政策的修改与调整滞后于市场的变化；对享受扶持政策限定的门槛过高。（3）行业政策存在的过度扩张性。这主要是指“看不见的手”过于活跃，民企从行业政策中较少感受利好，更多地是感受到管制、限制和牵制。

尽管民企对“闲不住的手”已有不满，但“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行业内无序竞争依旧严重。20.1%受访企业家认为“本企业面临的首要困难是行业发展不健康”，这一比例仅低于“资金短缺”。

人力难题：“孔雀东南飞”走向终结

民营企业对人工成本上升造成的运行压力感受深切。54.7%受访企业家认为人工成本上升和资源、能源价格上涨对本企业比较不利，14%表示非常不利，二者总和达到68.7%。

在珠三角地区，认为人工成本上涨对本企业产生“比较不利”与“非常不利”影响的总比例达到了71.4%;采矿与工业制造企业的这一数字更是达到85.2%。从这两个关键性数字可以看出，依靠廉价劳动力制造初级外销品盈利的“代工工厂”模式正遭遇“劳动力不再廉价”形成的冲击。

导致人口红利流失忧虑的另一关键要素是城镇化。“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潜力是城镇化”--但45.3%受访企业在为城镇化加剧“用工荒”问题而担心。城镇化将缩小地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中西部劳动力返乡浪潮已在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出现。在珠三角地区，60%民企认定城镇化将加剧本地企业的“用工荒”。“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动现象在彻底走向终结。

地域视角

研究人员将全国划分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四大经济区，样本量分配以沿海三大经济区为主，并适当分配中西部样本量进行对比研究。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指数得分最高，为64.39分；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分别为61.33、61.38分。

珠三角在政策环境、行业景气、市场组织等二级指标中排在各区域之首，显现出全方位的市场区位优势。分析认为，这与珠三角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直接相关。珠三角是我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市场体系发育健全。同时又紧邻港澳，对外开放条件优越。

不过，珠三角地区需要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和人力资源短缺等不利因素。对于珠三角来说，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克服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依赖，依靠创新、依靠高附加值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环渤海与长三角地区同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带，但指数得分明显不如珠三角地区乐观。在关键性指标上，这两个地区的得分甚至不及中西部。从发展阶段上看，这两个地区没有珠三角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早，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充分的竞争格局还未形成，政府、国企的干扰作用较大；从资源配置上看，这两个依托“直辖市经济”的区域，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供应相对紧张，作为发展腹地的周边地区仍显落后，短期内经济活力与潜力不如中西部的某些大城市带。

企业规模、年限视角

及以前成立的企业（67.67分）比2003年及以后成立的企业（61.96分）指数得分高出近6分；大型企业（65.96分）相对小型企业（60.92分）的得分优势也在5分以上。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结论：处于创业时期的“小微民企”生存环境最为艰难。

在盈利能力方面，年轻的“小微企业”存在动力不足问题：1992年及以前成立的企业中，认可本企业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占到55.6%;在1993-2002年成立的企业中，这一比例降至43.9%;在2003年及以后成立的企业中，该比例仅为34%;按规模分类，大型、中型及小型企业认可自家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分别为48.4%、53.8%和26.3%，再次显示出小型企业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小企业除了面临客户渠道少、资金不足和盈利能力弱等容易想见的突出问题外，在行政审批上还面临一些“意料之外”的限制。本次调查显示，新企业面临的行业政策困境更为突出（1992年及以前成立企业，72.24分；1993-2002年成立企业，64.02分；2003年及以后成立企业，64.09分）；中小企业对行业政策的认可程度也更低（大型企业，55.6%;中型企业，26.8%;小型企业，31%）。

另两组数据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政策资源分配上的问题：在1992年及以前成立的老企业中，认可政府政策具有扶持性的比例接近半数（44.4%）；在1993-2002年成立的企业中，这一比例降至41.5%;在2003年及以后成立的新企业中，认可政府政策对自己有利的比例骤降至25%。类似的趋势也可以从不同规模企业对政策扶持性的感受上窥见端倪：大型企业认可政府政策具有扶持作用的超过了半数（51.6%）；中等规模民企持认可态度的为41.1%;小型民企的这一比例则仅为27.6%。可以看出，最需要政策扶持的年轻企业和小企业却没有明显感受到政策的扶持性。

民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

民营企业面临的诸多难题，正在拉低民营企业主的安全感。10分制下，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得分为6.09分，处于及格线水平。当问及企业家安全感缺失的原因时，“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31.5%）是其最主要的根源。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成余企业家感觉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是内心感到不安的主因（10.7%）。

安全感的缺失带来两个重大后果：

选择性离开

数据显示，33.3%受访企业家已经或打算移民，其中已经成功移民和正在申请办理移民的占到近一成。在表示自己安全感缺失的受访企业家中，“考虑移民”、“正在申请移民”和“已经办理移民”的总比例高达53.1%。

选择性沉默

2月，冯仑在亚布力论坛年会上提出民营企业要“守妇道”、“守本分”。2013年6月，柳传志召集座谈讨论“抱团跨境投资”时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大企业家倡导“在商言商”，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企业家群体是社会的精英力量，决定着经济走势，且对社会价值观具有重大影响力。民营企业家对公共事务持消极态度，对政策和规则话题逃避、懈怠，未免成为负面信号。在本次调研中，一成受访企业家明确支持柳传志关于“在商言商”的说法，即认可“选择性沉默”；24%则表示部分认可，二者之和达到三成半。不过，仍有56.7%企业家明确提出“企业家作为公众代表，有权利也有义务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让人感受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