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吃饭、打车、购物、看电影、充值、发红包……人们的日常行为已经与移动支付密不可分。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瞄准这一新生事物，利用移动支付领域存在的技术漏洞、监管不到位等从事诈骗行为，且作案手段不断翻新，令打击难上加难。

新漏洞滋生新骗局

2016年5月，合肥市李先生收到一条某电商网站的推销短信，是以前浏览过的一家网店，其中液晶电视价格要比之前便宜近千元。“我之前浏览过官网，诈骗分子发来的页面跟官方网站实在太相似了，所以我想都没想就填了账号密码。”李先生通过手机扫描了店主发来的二维码后，进入一个支付界面，输入银行账号和密码后却显示支付失败，之后却发现自己的银行账号被转走10000余元。

无独有偶。在广西南宁市，有市民反映逛街时，有商家搞活动，说只要下载一个app并捆绑信用卡，之后刷一毛钱就可参加抽奖。按照要求刷完后，这位市民发现信用卡在杭州被盗刷了3200元。

记者日前经过南宁市七星路时，一名推销话费充值业务的女孩称，公司为推广微信公众号特意拿出一笔费用，只要扫码关注，就可享受“300元抵500元”的充值优惠。记者随后与南宁市公安部门取得联系，民警表示最近已掌握相关情况，并提醒这是个骗局，扫完二维码后，手机会被植入病毒，盗刷与手机绑定的银行卡。

移动支付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便捷，也为骗子们开辟了新途径。用户在使用了外观、体验都与正版无异的盗版客户端和网页后，骗子再通过改动原始客户端程序的执行流程，截获用户的账号名、密码等隐私数据，这是诈骗分子通行做法。

信息泄露是滋生诈骗的“温床”。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有关人士指出，房产、装修、保险、银行等行业已成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形成了“源头泄露—批发商—网络交易平台—中间商—买家”的完整利益链。

除此之外，透过二维码和免费wifi植入手机木马病毒进行侵害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据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数据显示，腾讯手机管家用户每天有超过2亿次wifi连接，其中每天约有60万次属于连接具有风险的wifi。

基于nfc（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的新型支付方式，因其方便、快捷特性，一经推出便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通过用事先绑定银行卡的手机与消费pos机轻触，即可完成支付。

“这项新的技术也存在安全漏洞。”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经侦大队民警何正飞介绍，民警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只要随机将一张ic芯片银行卡靠近有nfc功能的智能手机，手机便可以在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下“扫”出该卡的4位尾数、卡片余额以及最近10笔交易记录等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导致个人银行卡信息的泄密，更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防骗术：物理隔绝+科技武装

不少人谈到自己的被骗经历，都表示以后要加倍小心，甚至有人称再也不用移动支付了，要与网银和移动支付保持距离。生活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平时买东西、打车等都是使用现金，有时不得不用银行卡结账，过后还会尽快到银行修改密码。”周先生说，“现在别人连买菜都不用现金，用手机扫一扫就行了，确实方便，但我不敢用，网络诈骗太可怕了！”

中国工商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工作人员张鹏说，经常有客户来咨询手机短信是否为银行发送，担心遇到诈骗。“现在不少客户尤其是老年人都拒绝开通电子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为避免客户被骗，目前我们已将账户余额变动提醒由过去的通过短信提示，改为通过app提示。”

面对层出不穷的骗局，一些人选择用科技武装自己的手机。山东烟台市民小杨的手机上，装载着好几个与防骗有关的app。由于喜欢网购，移动支付是她消费时的主要支付方式，但面对日益增多的骗局，她也充满警惕。打开她手机里的一个手机管理app，里面过滤了不少电话、短信。她说，其中不少电话是响一声就挂断的，自从安装了这个软件，大部分诈骗电话和短信都被拦截了，“省心很多”。

专家表示，手机系统版本以及手机上装载的一些杀毒软件和应用软件应及时更新升级，这有利于弥补技术漏洞，挤压不法分子生存空间。但不少市民认为，骗子都是有备而来，自己却是技术外行，靠提升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安全性作用有限。为了防骗什么都得学、都得关注，实在太累。

专家建议：强化源头保护

有关人士认为，遏制当前新型诈骗多发高发势头，不仅需要提升公民的防骗意识和能力，更需从根源上解决个人信息泄露严重、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为人们的新生活方式提供安全保障。

有关人士建议，应进一步加大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厦门勤贤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凌说，要强化源头保护，因工作关系合法掌握公民信息的单位，对于监守自盗的内部人员要进行严惩，同时需及时堵塞信息系统安全漏洞。

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蔡超维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只要人们与互联网接触，就存在信息泄露的可能。当前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采取严密措施保护人们的隐私。

专家认为，近期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聚焦个人信息泄露，不仅明确了网络产品服务提供商、运营者的责任，而且提出严厉打击出售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对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要强化立法，保护用户隐私，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蔡超维认为，《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可有效加强相关责任主体打击诈骗的动力。“对于政府部门、网络服务提供商、运营商和金融部门等责任主体来说，一旦明确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将有助于推动安全体系建设。”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学院教授陈恭亮建议，有关部门应根据当前新型诈骗新形势，探索出适合互联网特点的证据链搜集系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将网络上的证据固定下来，由此作为查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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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骗纸们蠢蠢欲动，贷款诈骗、网购诈骗、银行卡盗刷等屡禁不止，融小妹整理了一些案例，大家引以为鉴。

以提高贷款额度为名诈骗作案18起

2016年6月16日，济南市天桥区杜某被嫌疑人以提高贷款额度为由，诈骗30万元。接报后，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高度重视，抽调刑警、网警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开展侦查工作。经过缜密侦查，近期专案组赴深圳福田区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抓捕归案。经查：李某某通过网络，以办理支付宝借贷款业务，需提升交易流水业务为名，对受害人实施诈骗，累计作案18起，涉案金额50余万元。

网络刷信誉返还佣金在校学生上当

2016年10月11日至12日，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海阳校区学生薛某某先后被他人以刷单返佣金名义诈骗4.74万元。接报后，烟台海阳市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先后赶赴陕西宝鸡、四川成都和广东深圳等地，将冷某、陈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查，该犯罪团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加入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海阳校园qq群，在群中以淘宝刷单支付相应报酬的名义，诈骗薛某4.74万元。截至目前，本案带破省内外案件39起，涉案金额32万元。

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盗刷关联银行卡

2016年10月18日，济宁市嘉祥县倪某某收到一条名为“校友”的短信，点开后手机被植入木马病毒，手机关联的银行账号被盗刷21847元。接报济宁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先后赴广西宾阳、广东珠海等地，将蒙某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审讯，该团伙对利用植入手机木马病毒盗刷受害人手机关联银行卡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骗子诈她涉嫌经济犯罪她为“平事儿”差点汇款

1月16日，德州夏津县的史女士陆续接到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和公安部门的电话，说史女士涉嫌经济犯罪。当史女士准备给对方汇款“平事儿”时，被夏津警方及时制止。

据了解，当天中午12点多，夏津警方通过预警获知南城镇的史女士正在遭受诈骗。民警迅速与史女士联系，但是她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民警快速联系到了史女士所在村的支书，了解到史女士在上午9点多接到一个电话后离开家，也没说去哪里。民警一边让其家人不停跟史女士联系，一边以警方名义给史女士发了警示短信，还来到附近的银行寻找。下午2点多，史女士在一家宾馆被找到。

原来，史女士在上午9点多时接到一个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她有信用不良记录。后又有自称公安部的人打来电话，说史女士涉嫌经济犯罪被下了红色通缉令。对方对史女士名字、家庭住址、情况了如指掌，史女士信以为真。

“想洗脱罪名就要配合调查，并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不要接电话、打电话，不要和任何人说这个事。”面对对方的要求，急于“脱罪”的史女士没考虑就答应了。按照对方的要求，她到宾馆开了个房间，并准备把全部存款都汇到指定的一个“安全账户”上。但此时，她正好手机没电了。

说要汇款，史女士之前已经有所犹豫了，等她见到民警并打开手机看到了民警发来的短信时，才恍然大悟。

网购“货到付款”实藏猫腻 诈骗高发屡禁不绝

临近春节，骗纸们蠢蠢欲动，有数据统计，2016年12月份以来，山东省已拦截诈骗电话达2000余万个，封堵关停电话20余万个，封堵钓鱼网站377个，发送提醒短信75万条，成功劝阻323名群众上当受骗。

打着网购的幌子诈骗用户；冒充公检法发虚假通缉令；虚假高利润骗取受害人保证金……骗子的手段无孔不入，近日网络购物类诈骗多发，占所有诈骗总量的17.3%，大家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春节即将到来，犯罪分子也在紧盯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挖空心思骗取群众的辛苦钱。根据反诈骗中心掌握的情况，近期三类案件比较突出，其中网络购物类诈骗易发多发，发案数占总量的17.3%。网络购物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生活当中，骗子正是瞄准了这一点，滋生了新型的诈骗手法。他们会打着‘感恩回馈’的幌子，假冒淘宝、京东等知名网络商城的身份利用伪基站给用户手机发送短信。在收到短信的用户中，正巧会有使用这些商城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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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学生校园借贷乱象的曝光，校园不良网贷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到广泛关注。近日，南都民调中心针对大学生校园借贷现状与认知开展调查，结果显示：近四成受访者使用过校园借贷产品，其中逾五成受访者主要用于改善物质生活；逾七成受访者听过校园“裸贷”事件，受访者认为大学生应为自己的行为负首要责任；逾六成受访者不清楚借贷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九成受访者不清楚高利贷的判定标准。

校园借贷接受度：超七成受访者一定程度接受

调查中列出了四大类校园借贷平台：包括传统电商平台、校园分期平台、p2p借贷平台和线下平台。总的来说，受访学生对校园借贷平台知晓率较高，传统电商类平台总体知晓度相对更高，其中，一提到借贷平台，有近八成受访学生会说到“蚂蚁花呗”。从未听过校园借贷平台者仅占10.06%。

在被问及对校园借贷的接受程度时，明确表示不接受校园借贷的受访者仅占25.03%，其余受访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校园贷。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不同平台的接受度并不相同，有受访者表示仅接受传统电商平台的校园借贷。

对于不接受校园借贷的受访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借贷需求，占60.16%，其次是觉得不可靠以及害怕自己没有还贷能力，分别占53.30%、39.97%。

借贷主要用途：改善物质生活为主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校园借贷产品中，传统电商平台的使用比例最高。其中，用过蚂蚁花呗的受访者占31.35%，远高于其他平台；而使用过京东白条和分期乐的受访者分别占12.28%、7.13%，排在第二、三位。此外，其他平台的使用比例均未超过5%，另有61.05%的受访者从未使用过校园借贷产品。

受访者使用校园借贷产品的用途主要是改善物质生活(如购买数码产品、服饰、美妆产品等)者，占53.27%。基本生活支出、娱乐支出(如旅游、打游戏、聚会等)以及基本学业支出，比例分别为36.01%、23.81%、13.39%。此外，还有受访者使用校园借贷产品进行投资理财、校园创业、考证培训等。

调查中，有广东财经大学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一些大三、大四的同学用借贷产品创业，多是在校内或校外开一些小吃店或饮品店，其中有人借了十万元，最后连本带利赚了五六万元。

调查中，75.32%的受访者听过“校园裸贷”事件。77.31%的受访者认为“裸贷”事件中，“大学生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借贷平台和放贷方等。

校园借贷风险知晓度：逾六成受访者不清楚风险

对于校园借贷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65.73%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是对此“有印象但不清楚”，30.18%的同学表示“知道部分”，仅有4.09%的同学表示“清楚知道”校园借贷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

即便是使用过校园借贷产品的受访者中，也仅有6.91%的受访者表示清楚知道校园借贷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而表示不知道或者“有印象但不清楚”的比例高达55.55%。

借贷安全知识知晓度：超九成受访者不懂高利贷

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对高利贷判定标准的了解程度，有71.23%的受访者直接选择了“不知道”。实际上，根据最高法的相关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可以认为年利率超过36%的为高利贷，而年利率在24%-36%视为灰色地带。

由此可见，超过90%的受访者都没有回答正确，体现出受访学生金融知识储备不足。

危机处理措施：少数受访者会向对方妥协

假如遇到逾期未还或者被放贷方威胁的情况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会找家人求助或者报警，分别占67.72%、66.43%。

值得注意的是，有4.21%受访者表示会向对方妥协，尽管不确定受访者的妥协是否会让他们做出不合适的行为或者受到伤害，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不足。另外有2.57%的受访者表示会通过别的校园贷借款还钱。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处理方式可能最终会使其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中，也需引起警惕。

总的来说，调查中反映出大学生对于校园借贷产品有一定的需求，但金融和法律知识储备却不足。因此，针对大学生普及金融和法律知识以及树立正确消费观十分必要。改善校园借贷环境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大学生自身、学校、借贷平台和相关监管部门都责无旁贷。

数据说明

本次调查选取广州市内17所高校，采用街头拦截调查的方式，共回收855份有效问卷。受访者中，本科学生占69.71%，专科学生占30.29%；从年级来看，大一至大五的受访者分别占比27.88%、35.94%、28.00%、7.83%、0.36%；从性别来看，男生占39.53%，女生占60.47%。总的来说，调查对象涵盖了各类高校的大学生，女生与低年级比例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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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消费高峰期即将到来，中国银联近日发布了2016移动支付安全调查报告，调查显示移动支付安全风险上升，很多人表示大额支付用卡，小额支付选手机。

移动支付安全风险上升

社交账号盗用、短信木马链接、骗取验证码成为最常见的诈骗手段报告显示，2016年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消费者受损比例持续走高。约有1/4的被调查者表示遭遇过电信网络诈骗并发生过损失，较2015年上升11个百分点，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的受访者遭遇欺诈的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40%。值得注意的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体遭遇过电信诈骗比例最高，达到五成，较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

根据调查，遭受电信网络欺诈的被调查者中，超过八成遭遇过盗用社交账号诈骗，较2015年同比增长了36个百分点。另外，木马链接短信和骗取短信验证码等欺诈手法也是常见的支付欺诈方式，遭遇两类手法的持卡人比例达到63%和51%。

报告还显示，64%的被调查者曾使用手机号码同时注册多个账户，包括金融类账户、社交类账户和消费类账户等，其中遭遇过电信诈骗并发生损失的比例过半，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用手机同时注册金融类账户及其他账户，如发生信息泄露，犯罪分子更易接管金融支付账户盗取资金。

在曾遭受电信网络欺诈的被访者中，近三成的欺诈损失金额高于2000元。从年龄来看，两成的50岁以上的受害者损失金额超过5000元，超过平均损失比例7个百分点。在遭遇损失人群中，可全额或部分追回损失的超过五成，消费者自行承担全部欺诈损失较前年显著下降，降幅超过三成。值得注意的是，在五成自行承担全部损失的人群中，有超过四成是50岁以上中老年人。

大额支付用卡，小额支付选手机

报告还揭示出去年我国消费者移动支付方面消费行为习惯的变化。报告显示，2016年消费者网上消费金额及使用移动支付人数占比呈现双增长，其中沿海地区移动支付普及率最高。随着移动支付产品创新加快，各类移动支付在消费群体中呈现分化趋势，第三方支付的手机app因丰富的场景受到年轻人群偏爱，高学历及中青年群体更看中支付中安全而选择云闪付系列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对消费借贷需求更加突出，使用过电商或第三方机构账户提供的信用支付比例过半，先消费后还款已经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根据报告，去年有超过九成的受访者曾使用手机完成付款（在商户现场支付或远程支付）。约四成的受访者选择“大额支付用卡，小额支付选手机”，而网银支付和快捷支付的使用比例较2015年有所下滑，分别下降了15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

中国银联支付安全专家王宇介绍，通过调查可以看出：金融支付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支付产品及场景更加丰富，支付更加简单、安全、方便；用户因此对移动支付的接受程度快速提高，移动支付已成为普惠金融的重要载体；服务体验不断优化，持卡人支付安全更有保障，自担风险获显著改善。

调查还显示，线下商场、便利店及餐饮类等商户是85后主力人群青睐的场所，手机支付购买游戏点卡等网络虚拟已经成为95后最常见的交易场景，20岁以下受访者使用手机购买过游戏点卡等虚拟物品比例高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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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被贷款”。近日，南都记者收到多人报料，他们注册过国内某超级电商平台店铺(以下简称某店铺)后，却被别人冒名以该店铺的方式向国内某超大型互金集团旗下的小贷公司(以下简称某小贷公司)进行贷款。

南都记者采访发现，“被贷款”主要分为三类：被冒用身份信息注册某店铺进行贷款的；或者身份证被朋友或亲戚用于注册店铺，但实际经营店铺人、实际贷款人且贷款实际使用人不是本人的；还有就是原为某店铺注册人、实际经营人，后转让给第三人，被第三人进行国内某超级电商平台贷款的，本人毫不知情。

被贷款者尹光瑞对南都记者表示，在被贷款者看来，某小贷公司的信用贷审核程序存在较大漏洞，未能准确核实实际贷款人导致“被贷款”。对此，国内某超级电商平台(以下简称某平台)方面回应南都记者时表示，该平台明确规定店铺不能私下转让，所以如果因为某店铺私下转让而出现的“非本人贷款”，名义借款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实际用款人追讨相应权利。而对于身份或账户等信息泄露导致被冒用或被盗造成的“非本人贷款”，在名义借款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该平台贷款将提供必要帮助，包括停止催收、减免利息、删除相关征信记录等等。

办信用卡、房贷被拒：自己名下背负债款留下不良记录

自己名下突然冒出45.31万元贷款，且全部逾期3个月以上。尹光瑞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6年3月，尹光瑞因办理一张信用卡被拒，才发现自己征信信用留下污点，且突然发现自己成“欠债人”。经查询，总共6笔的贷款系一家以自己名字注册的某店铺从重庆市某小贷公司贷款。尹光瑞说，该店是2012年底，老婆的中专同学因为需要开一家卖羽绒服的某店铺，请自己帮忙注册，但他并未参与该店经营，也从未申请和获得这笔贷款，如今却因为帮别人开店而背负了30多万的债款(实际借款人归还了一部分)，且影响到了自己的征信记录。

“尽管后来老婆的中专同学帮忙作证，这笔贷款并非我所贷，但某小贷公司仍坚持我为贷款人。”尹光瑞告诉南都记者。

广西桂林的陈文博情况与尹光瑞类似，属于身份证被亲戚用于注册店铺。他在2013年买房申请房贷时，发现自己名下有30万元以某店铺申请的小贷贷款。“我曾经在2009年将身份证借给亲戚注册。”陈文博说，2009年某小贷公司尚未推出某店铺贷款业务，他未曾想此举会让自己背负上债务，而且进入银行贷款“黑名单”，最终未能成功申请银行贷款，并赔付了一笔购房定金。

被贷款者：300多个人“被贷款”1000多万

尹光瑞发现被贷款后，他发现有这样的遭遇不只他一个人。

在两个2016年初建立的微信群中，同样遭遇浙江或重庆某小贷公司的有370多人。“初步统计所有人‘被贷款’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尹光瑞告诉南都记者，最大一笔贷款是广州的一个被贷款者，“被贷款”金额达到290多万元。这300多位被贷款“情况类似———注册过某店铺，被别人冒名通过某店铺的方式进行贷款。”其中大概包括三种类型：被冒用身份信息注册某店铺进行贷款的；身份证被朋友或亲戚用于注册某店铺，实际经营店铺人、实际贷款人且贷款实际使用人不是本人的；还有就是原为某店铺注册人、实际经营人，后转让给第三人，被第三人进行某平台贷款的，本人毫不知情的。尹光瑞对南都记者表示。

南都记者采访了十多名“被贷款”者，除了上尹光瑞和陈文博这样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借给别人注册某店铺的，还有部分是身份信息被盗或者将店铺转让最终“被贷款”。

安徽的林晓的夫妇至今就很后悔，当初将某店铺转让惹出的麻烦。2014年，林晓的老公在河北保定白沟镇将其名下的一某平台集市店铺通过四川一公司转让给了一名叫陈亚坤的人，并且签订了居间合同。但一年后，林晓的被通知其名下有3万多信用贷款逾期。如今受让人陈亚坤已经联系不上了，这笔债被一直记在林晓的名下。

除了转卖，某店铺被盗也成为部分人“被贷款”的原因。重庆女生邓丹2013年开了一家某店铺，后因工作原因，便于8月份关闭某店铺并退还1000元的消保押金，从此再没上过此账号。但2013年10月23日晚，朋友给她的关联账户转账买物品时，转入的资金立马被扣除，并显示用于偿还某平台集市订单贷款。邓丹才得知，其名下有2500元的订单贷款以及3000元的信用贷款，创建于2013年9月13日。“贷款联系人界面，填写的父母亲，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姓名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过去显示的是辽宁葫芦岛地区。”邓丹告诉南都记者。

和上面几人不同，河南郑州的米凯星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了某店铺，也“被贷款”了。2015年12月，米凯星进行支付宝实名认证时才发现自己“被贷款”5万元，而“被贷款”记录显示为2013年，她才是个大二学生。“我出身农村，大学学费都是助学贷款，哪有能力进行贷款还款，所有一切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贷款。”米凯星至今不清楚是什么时候被开了某店铺。

案例：被贷款者不知情被判“败诉”

“‘被贷款’对于生活影响很大。”陈文博告诉南都记者，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他几乎每天接到自称为某平台委托的信用管理机构催债电话，不堪其扰向浙江省政府金融办投诉以后，不再被电话骚扰。但2015年以后，其又接到催债电话。

被催债，几乎是所有“被贷款”人都遭遇到的情况。邓丹告诉南都记者，她不断被各地打来的催款电话所困扰，而其家人也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威胁。被催收的同时，他们普遍因此留下征信不良记录。

除此，尹光瑞说，更大的麻烦还在于随时有被起诉的风险。因为作为债权人，某小贷公司随时可以将“被贷款”者告上法庭。部分“被贷款”者告诉南都记者因为留在某小贷公司借款系统里的不是本人电话，即便告上法庭了都不知道。陈文博就告诉南都记者，其在2016年一次查询中竟无意发现自己成即将开庭受审的“被告”。厦门的“被贷款”者郑冬林也表示，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缺席判决。

南都记者发现，从目前法院的判决看，原为某店铺注册人后转让给第三人的“被贷款”者，以及身份证被朋友或亲戚用于注册店铺的“被贷款”者目前在法院判决中普遍败诉。尹光瑞2016年向杭州滨江区法院起诉某小贷公司和实际贷款人，要求以不知情为由确认其某账户在线签订的《信用贷款合同》无效。但2016年12月29日，杭州滨江区法院判决驳回了这一请求。

南都记者采访中发现，相较这两种“被贷款”人的困境，被冒用身份信息注册某店铺进行贷款的“被贷款”者，最终某小贷公司放弃对其追偿的可能性较大。邓丹告诉南都记者，在多次报案后，目前某小贷公司已经对其实行债务转移，但在其看来，之前的各种催收已经对其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干扰，她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纠正错误贷款信息，恢复受损征信，并要求这家知名小贷公司公开道歉、真正贷款人受到应有惩罚。同样被盗用的米凯星也表示，目前某小贷公司已停止对她的催收，且在没告知的情况下，还“意外”收到了天弘基金发来的50元补偿款，但其认为，某小贷公司并未正式与其告知此事，要求其应该通过公开方式对其道歉。

一名当事人“意外”收到了天弘基金发来的50元补偿款质疑：

小贷公司贷款流程是否存“瑕疵”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何宇认为，除了个人信息被盗用的被贷款者，其他两种情况的“被贷款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他看来，要基于自己的意愿将个人信息借给他人注册或者将账号转让出去，不管是否知道有关借款业务，最终的借款责任都必须有账号所有者负责，而且某小贷公司是禁止账号私下转让的。

何宇指出，某小贷公司和借款人之间为外部关系。而账号所有者和借款人之间为内部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某小贷公司是非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内部关系并不能对抗外部关系。对于账号被盗或者身份证被冒用情况，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如无证据证实盗用或冒用情况，其建议应向公安机关报案。

对此，昨日某平台方面在回应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本人贷款”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某店铺私下非法转让造成的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二是身份或者账户等信息泄露导致被冒用或被盗所产生的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对于第一种情况，某平台明确规定某店铺不能私下转让，所以如果因为某店铺私下转让而出现的“非本人贷款”，名义借款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实际用款人追讨相应权利。对于第二种情况，即身份或账户等信息泄露导致被冒用或被盗造成的“非本人贷款”，在名义借款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之后，某平台贷款将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停止催收、减免利息、删除相关征信纪录等等。

不过，尹光瑞等“被贷款”人看来，“被贷款”系因为某小贷公司的信用贷审核程序存在较大漏洞。“放贷时为什么不核实资金到底是不是发放给了我呢？”尹光瑞认为，某小贷公司必须对实际贷款人信息进行核实，其他用户不应该为其审核漏洞买单。

为尹光瑞等“被贷款”人担任代理律师的江苏东银律师事务所徐贤彪对南都记者表示，某小贷公司不能因为某平台认证过而免除核实借款人真实身份的义务。此外，他特别指出，《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规定了放贷的制度要求，包括：借款人书面申请，贷款人尽职调查，贷款面谈制度等，其中特别要求“贷款人不得将贷款调查的全部事项委托第三方完成”。从银监发(2008)23号文可以看出，小贷公司是适用银监会发布规定的。但某小贷公司在贷款审核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没有核实实际贷款人身份。且从被贷款人的情况看，没有申请贷款，更没有书面申请贷款。某小贷公司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际借款人身份的调查，甚至没有面谈，也没有电话、短信等联系，违反了相关规定。

徐贤彪认为，目前法院在判决此类案件是回避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到底是否适用于互联网小贷的问题，随着互联网小贷牌照不断增加，互联网贷款规模不断增加，类似案例还将不断出现，他建议，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应对此点进行释明。

对此，南都记者向某小贷公司方面发出采访提纲中：“《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放贷的制度要求是否适应放在某小贷公司？放贷审批时如何判断，发出申请的人是否为账号身份证的注册人？”对此，某小贷公司方面均未给予回应。

对此，也有法律人士认为，《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并不适用于互联网小贷。何宇就认为，互联网小贷系线上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这是新生事物，与线下传统借款业务不同，不能简单以传统贷款管理办法如一一面谈等进行规范。

广州易安达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北认为，不管线上还是线下，“被贷款”的情况都难以避免，而对于互联网小贷是否适用线下贷款管理办法，目前监管并未明确。在其看来，事实上现有科技技术是完全能够应对市面上大部分远程诈骗的，但很多互联网小贷公司过分强调所谓的“客户体验”而忽略前期的风控和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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