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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说:“(我们)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中国经济中金融风险的问题时说:“(我们)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中外媒体都注意到了这句话,但中国官员几乎还没有从政策层面进行任何阐释。

至少可以说,细节还没有敲定,但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分析师们对债转股的提议普遍持负面看法,这让我感到惊讶。

允许银行将债务转为对借款人的股权,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对负债企业进行重组的前提条件。比如,有些公司只要减轻债务负担就能继续运营下去。如果它们能够和贷款人协商进行减记,它们就能维持运营,保留就业岗位,实现扭亏为盈。削减债务还能为新投资铺平道路,或者让处境艰难的公司被竞争对手收购,从而产生协同效应,实现亟需的行业整合。

但是,银行如果得不到任何回报就没有动力减记贷款。那样做银行要蒙受损失,即使公司扭亏为盈,好处也都归股东。允许银行持有一部分股权,以减记公司的一部分贷款(银行很少会将全部债务转为股权),一旦公司获得盈利,银行能够从中分一杯羹。在成功的案例中,股权带来的红利可能超过原始贷款的金额。

举个例子,假如x公司欠y银行1亿美元。x公司的基础业务经营得不错,其管理层相信,如果能够获得4000万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新厂房和购置设备,他们就能够改善利润率,提高销售额和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

但是x公司的债务太重了,不过如果它获得4000万美元新投资,它就能应付得起6000万美元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新投资方z可能会和x公司、y银行坐下来协商一项债转股协议。投资方z拿出4000万美元新投资,获得股权。y银行也通过债务减免的方式贡献4000万美元,并换取股权。

这样的协议看上去公平合理。没有新投资,x公司就会破产,各方都有损失。而在这样的协议下,y银行被要求与投资方z贡献同样的资金,但如果事情按计划进行,两方就能分享回报。像这样的重组在别的地方相当正常,但在中国不可能发生,因为银行被禁止持有股权。

因此,我看不出允许中国的商业银行实施债转股怎么会对银行本身,或者对更大范围上的经济有害。其他方案或者是让银行承担一定的损失,或者就像中国盛行的做法,把不良贷款无休止地展期(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僵尸企业”)。不管是哪种做法,对银行业和对整体经济都是有害的。

当然,如果债转股是政府强制执行的,或者仅仅是用来改善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那么债转股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尽管外界所知不多,但在中国的确有先例:大概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银行被允许进行债务置换,同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起来,在之后的繁荣时期,其中一些股份的表现可能相当不错。

在世界各地的成熟经济体中,债务重组是各方独立自主依据商业条款协商达成的。如果按照信息透明原则、出于商业动机进行诚信的协商还无法达成协议,那时一家公司才会陷入破产或者清算的境地。这些公司很可能应该被允许破产。其他公司则可以被赋予新生,以促成经济中最优的市场化重组,最大化银行从不良贷款中获得的回报。

解决中国巨额不良贷款问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允许中国商业银行持有借款人的股份是这个过程中重要和必要的一步。政策制定者应该在银行的工具箱中加入这个基本手段,而且——再转述一句李克强的话——要让市场力量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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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认为,不良贷款率上升凸显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金融业风险正在集聚,预计今年银行业将持续面临不良贷款上升的压力。

有关专家认为,不良贷款率上升凸显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金融业风险正在集聚,预计今年银行业将持续面临不良贷款上升的压力。

在经济下行以及实体缓慢去杠杆的双重压力下,银行一季度不良生成率较去年年末有上行趋势。相较于1.04%的不良贷款率均值,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两家超过均值,农行和交行一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达到1.22%和1.09%;建行一季度不良贷款猛增55亿元,1.02%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均值。

放贷颇为审慎的大行尚且如此,中小商业银行一季度的不良贷款增长更难以避免。一季度业绩增幅最高的平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81.05亿元,增幅7.47%;兴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则为114.52亿元,比年初增长10.85%。

业内人士指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没有完全暴露,不良率还没有见底,一季度已有不少银行利用准备金核销了部分不良贷款。随着转为坏账的贷款规模增加,2014年银行的核销速度将加快。

交行报告显示,根据上市银行公布的一季度各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以及同期贷款减值准备增长情况测算,贷款核销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

专家表示,随着银行利润增速进一步放缓,资本补充难度增大,多提拨备面临一定压力。银行不良贷款率缘何持续攀升?借用银监会的判断来说,一方面,我国经济仍处于增长转段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部分企业运行困难加剧,资金链趋紧,信用违约风险加大;另一方面,金融领域非传统的投融资模式不断增多,交易对手更多元、违规操作更隐蔽,风险特征更复杂。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小微企业首当其冲遭遇冲击,其次,产能过剩行业受到市场和银行金融政策双重挤压,境遇艰难,面临较大风险。

广发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沐华认为,银行不良贷款主要发生在江浙一带的制造业,以及钢贸、光伏、船舶等产能过剩领域。这也从银行披露的季报中得以印证:平安银行季报称,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商业,主要受部分钢贸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影响。兴业银行季报则显示,不良贷款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除了苏浙,广东、福建地区不良贷款也上升明显。

此前,有报道称,银监会要求广东、浙江、江苏等不良贷款增加较多区域开展调研摸底,商讨应对方案。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首席宏观经济研究员赵庆明认为,大规模的排查风险或将加剧一些行业信贷的紧张情况。“监管部门应该提高风险的前瞻性,加强平时合规性管理,而不是等风险已经暴露了,才开始指挥银行进行排查。”赵庆明说。

交行预计,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惯性增长趋势在未来2个至3个季度内保持不变,全年不良贷款余额增长将高于往年,不良贷款率可能小幅增长到1.1%至1.2%的水平。如果GDP增长率大幅放缓,或者房地产价格总体上出现20%以上的跌幅,则不排除不良贷款率增长至1.3%至1.5%的可能性。

对于不良贷款的增长不宜过于悲观。经济周期性放缓有一定的底线,稳增长依然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之一,目前监管部门仍有很大的政策储备空间,从目前一系列改革措施来看,完全可能实现在增长中“挤泡沫”。